高福源为周恩来张学良会谈穿针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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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6

  据悉,早在2000年左右,美国航天局就开始培育和扶持民营航天企业,逐步退出低轨道商业航天发射和运营市场。相比之下,中国商业航天2015年才正式启动,但用国家航天局秘书长田玉龙的话说,“商业航天领域,我国跟西方落得不太远,差距不太大”。  年初至今,我国商业航天喜讯连连:2月,我国私人卫星“风马牛一号”进入太空;4月5日,纯民营航天企业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双曲线一号S”商用火箭完成发射首秀;4月26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将商业卫星“珠海一号”02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成为我国星座组网同一轨道面发射卫星数量最多的一次发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赵小津说,发展商业航天,第一步是建设空间基础设施,要把卫星发射到太空组网,形成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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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来,我国经济改革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市场化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不是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改造”,不是否定、抛弃社会主义的“改向”,改变的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而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本质。  我们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两种优势的叠加、融合,推动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离开了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削弱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放弃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必然会为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就难以保障。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对东北军进行争取”成为当时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 东北军的家乡被日本侵占,蒋介石却把他们调来打内战,造成绝大多数官兵不满。

这为红军开展统战工作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1935年10月29日,红十五军团发起了榆林桥战役,歼灭东北军第一跂七师一部,俘虏了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因作战勇猛很受器重。 红十五军团攻打榆林桥时伤亡比较大,军团长徐海东在暴怒之下打了被俘的高福源两个耳光,并把他关押在军团部所在地。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便给彭德怀打电话,要他将高福源接来,并特意嘱咐:“你们要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

”  高福源到达甘泉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后,彭德怀迎接了他。

更让高福源感动的是,身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与他同住一个窑洞,并长时间深谈。 原籍东北鞍山的政治部秘书长周桓则天天陪着他参观红军营地,并参加红军与东北军被俘官兵的联欢会。 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高福源禁不住落泪。 在中共的帮助和教育下,高福源迅速觉悟,拥护中共的主张,并自告奋勇回去说服张学良。

  1936年1月中旬,高福源从瓦窑堡回到东北军在洛川的驻地,面见张学良的心腹大将王以哲,要求向张学良面陈机密要事。 在西安的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密电后,十分高兴,他正为“剿共”是一条绝路,损兵折将、代价惨重而苦于无计可施。 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就驾驶他的座机飞赴洛川。

  张学良见到高福源后,为了考查他是否靠得住,还假意怒斥了一番。 高福源说了在红军中的感受,讲解共产党联合全国抗日御侮的诚意,并劝说“少帅”同共产党联合抗日,争取打回老家去,还将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张学良。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 杀死骨肉兄弟以饱狼腹,非人类所为。 此信和高福源的讲述与张学良的感受和主张相吻合,打动了张学良的心怀。

张学良于是下定决心,让高福源立即返回瓦窑堡,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商谈。

  经过高福源的秘密穿梭往来,红军高层与东北军上层建立了接触关系。 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王以哲军长在洛川谈判后,又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两军实现了全面停战,为联络方便还交换了密码。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与20位红军高级将领还联名发布了《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为协调同东北军部队的关系,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请令其部队不要超过庆阳、镇原一线。 红军则以该线以北地区为根据地,并由此向西进取固原以北及豫旺县地区。 而后,红一军团人马西进至豫旺县的豫旺堡(今属同心县)和固原县的七营川、清水河一线,在这里,红军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红色政权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通过高福源的联络、传信,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

2月25日,李克农一行抵达洛川。

因张学良临时有事赴南京,遂暂由王以哲代为商谈。 经过开诚布公的协商,双方达成停战协定。

3月4日张学良返回西安,即飞赴洛川会见李克农,并希望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

  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从保安到延安,在清凉山下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共商救国大计。

会谈至10日晨4时结束,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部队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还达成六条口头协议。

  此次会谈的成功,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做出了重大贡献。